葛兆光: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9 次 更新时间:2019-09-29 20: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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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在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朱熹从来?#38469;?#19968;个?#34892;?#20154;物,钱穆、陈荣捷、狄百瑞等前辈学者之外,刘述先、张立文、金春峰、陈来和束景?#31995;?#24403;代学人也有相?#26412;?#32454;的研究,从生平到交往,从思想到文献,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反复爬梳。在这些目光炯炯的学者密集爬梳之后,难道还能另辟蹊径,挖出什么新资料,提出什么新解释吗?可是,新近余英时先生出版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偏偏就“跳出三界外?#20445;?#25214;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脉络中重新解读朱熹的新思路。难得的是,余英时这部大著出版仅仅几个月,汉语学术界就已经有好几篇相当有分量的书评,仅仅我所寓目的,就有黄进兴在《读书》、刘述先在《九州学林》、陈来在《二十一世纪》、杨儒宾在《当代》发表的四篇。在学术社群越来越缺少共同话题,研究取向逐渐多元化的时代,应该说,能够成为汉语学界共同关注焦点的书并不太多。特别是,一部书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洛阳?#28966;螅?#25104;为议论?#34892;?#30340;,就更是少之又少。今年初,这本书还没有问世,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们已经不知从哪个网路上看到片断,并且很热烈地议论着,今年夏初我到香港时,则在《当代》?#21448;?#19978;看到了连载的《绪说》,也听到香港朋友相?#36744;?#19968;致的评价,不过,我一直要到秋天?#25945;?#28286;大学任教时,才完整地读到了这部千余页的大书,这时,这部书才正式出版两三个月。读了一遍书,也看?#24605;?#31687;评论,听了一些议论,禁不住想对余著发表一些感想,也想顺便对评论提出一些评论。

  

一、政治史解读:回到历史场景的朱熹和理学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在过去学界被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他对“心”、“性”、“理”、“气”的论述及建构新儒学的体系、他与佛教与其他杂学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鹅湖之会上和陆九渊的著名论争以及对后世“尊德性”与“道问学”风气的影响等等,这是通常理学史和哲学史的做法,无论是日本秋月胤继的《朱子研究》(1926)、友枝龙太郎的《朱子の思想形成》(1969),大陆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1981)、候外庐等人的《宋明理学史》上卷(1984)、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1988),还是台湾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982),大体?#38469;?#22914;此。正如余英时所说,“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27835;?#19982;解说?#20445;?#19978;篇,22页)。可是,余英时在这部大著中要讨论的,却不是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他要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所以他特别提醒读者,要注意到孝宗一朝微妙的政治变动,?#39029;觥?#36951;失的环节”。

  

   什?#35789;恰?#36951;失的环节?#20445;?#35753;我们从皇帝讲起。就像古代正史要以“本纪”贯穿全书一样,古代中国的政治史里,皇帝处在?#34892;?#20301;置,这当然是常识,可是常识却恰恰因为是“常识”而往往被忽略。余英时说,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本来处于政治?#34892;?#30340;皇帝变得好像是“一种配景存在于舞台之上,做功与唱功?#38469;?#26080;份的?#20445;?#19978;篇,21页),所以,他特别讨论了神宗在北宋的意义,指出由于缺少皇帝这一环,所以,?#35789;?#22312;庆历时期,士大夫也“仅能鼓?#24403;?#27861;,却不能发动变法,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法,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20445;?#30452;到神宗和王安石的相遇,才“使两个原动力在‘千载一遇’的情况下合流了?#20445;?#19978;篇,344页),于是有了北宋的变法。那么,这与朱熹有什么关?#30340;兀?#22823;有关系,因为这就是“朱熹的历史世界”之一。余英时用丰富的史料?#24471;鰨?#22312;南宋理学家包括朱熹的期待视野中,南宋的孝宗与北宋的神宗有一种奇特的历史连带,因为孝宗不仅与神宗一样有改革之心,而且也确实准备引进理学家型的士大夫,因此他在第十章中专门讨论孝宗“晚年部署?#20445;?#21363;引用周必大、留正和赵汝愚三相的历史与意图。应当说,这一论证相当有力,毕竟在古代中国,皇帝是权力?#34892;模?#20182;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28909;?#20309;人的影响都大,很可能引起政坛的异动,而本书的?#34892;?#20154;物朱熹,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世界”中登场的。朱熹在《孝宗皇帝挽歌词》中所说的“乾坤归独运,日月要重光?#36744;?#27809;有成为现实,不过,那四十天却让朱熹一生都?#23567;把?#23396;恩遇,无路补报”的感激。尽管孝宗的改革设想方案最终失败,而且实施也仅仅是一年时间,但是,孝宗引进理学型士大夫、孝宗?#26434;?#25913;革的急切和紧张,?#35789;?#24471;朱熹等一批理学型士人产生了像王安石一样“得君行道”的愿望,这使得从北宋以?#35789;?#22823;夫?#27809;?#24093;“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想象越发高涨,“宋代不但是‘士’最能?#26434;?#33298;展的时代,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20445;?#19978;篇,390页)。但正是这种理想,使得他们与官僚型士大夫发生?#24605;?#38160;的冲突,终于,这一理想因为孝宗内禅于光宗,原动力消失而灰飞烟灭。不过,余英时发现,尽管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方案,但是两种力量和两个认同群体却因此而产生,在理学家型士大夫中的认同和排斥渐渐凸显的同时,官僚士大夫的排斥和攻击也渐渐明确了方向,?#28909;?#38470;九渊因为“臣僚论驳,谓其躁进强■(耳+舌)”的被逐、林栗攻击朱熹“道学”、刘清之以“道学?#24895;骸?#26696;,罪名上升并聚焦到“道学?#20445;?#36825;使得“道学”成了一?#30452;?#24535;,是官僚攻击的空谈、虚伪、夸诞的标志,也是士人超越精神、高尚其事的标志。这个过去历史学家“遗失的环节?#20445;?#22240;此在余英时笔下重新浮现。这就是杨儒宾评论中说的将隐没的历史“显题化”。我很佩服余英时读书那么仔细,他从理学家书信文章中看到“吾?#22330;薄ⅰ?#26379;?#36873;保?#20174;辩护者那里看到“善?#38469;?#31096;?#20445;?#20174;攻击者那里看到“伪学”作为恶称,于是推测出“王淮执政在南宋党争史上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道学’变成‘朋?#22330;?#30340;一大名目,从此正式成立?#20445;?#20182;看到在淳熙十年(1183)前后,不仅有了“伪学”之禁,连地?#28966;?#20063;不敢推举道学之士,理学型和官僚型的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冲突开始显现出来(上篇,495页),然而,到淳熙十五年(1188)前后,周必大取代王淮得到孝宗支持,“理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很快便和他(周必大)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是南宋政治史上一大转戾点?#20445;?#19979;篇,164页),余英时特别点出朱熹《与留丞相书》继?#20449;?#38451;修《朋党论》的意义,指出朱熹不仅能够承认“君子之?#22330;?#30340;正当性,甚至提倡“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20445;?#23454;际上是一大?#40644;疲?#19978;篇,497页)。正是由于理学型和官僚型两大集团的形成,引起了改变现?#26149;?#32500;持现状的两种政治取向,也导致了一直?#26377;?#21040;1200年的政治风云,这不仅影响到光宗初期周(必大)党和王(淮)党之争,也终于引出了宁宗初期的“庆元党禁”。余英时推测说,这一切起自孝宗时代的政治,“(孝宗的)设计是通过人事的更换,为新皇帝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体的执政集团,来逐步实现他的构想,……孝宗和理学家群事实上是在计划改变‘国是’,然而却没有正式揭举这面旗帜;他们大概希望于新皇帝能继承这一新的开端,待一切部署完成以后再公开宣布,一新天下耳目?#20445;?#20294;是,他们对光宗估计错误,造成了后来的悲剧。

  

   尽管去古已远,史料有阙,但是,余英时?#26434;?#25991;本的细读和历史的想象,常常能够补足历史的线索(这也是他为何自己要说“心理史学”那一段话的原因,参看第十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这两节与其他部分不同,罕见地引用了一些西洋理论文字),以己意逆历史之志,在历史中重新用想象来走一遍,这恰恰是他自己讨论过的科?#27835;?#24503;的想法。应该说,余英时先生充分表现了历史学家?#26434;?#21382;史文献的梳理能力,细心地描述了孝宗与光宗、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以及皇权三者的互动关系(下篇,20页),这是本书意义相当重大的地方,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引日本宋史专家寺田遵的话证明,这是一个可以自豪的研究,“完全属于拓荒的性质?#20445;?#34429;然他谦虚地说“初次尝试,思虑未周,聊备一说?#20445;?#20294;是,其实他心里觉得“涉及孝、光、宁三朝,属于南宋政治史的中期,更是一片空?#20303;?#33267;今仍然如此。所以下面四章的论述,从整体的解释架构到具体史事的重建,?#38469;?#26681;据原始史料勾稽而成?#20445;?#19979;篇,105页)。在《自序一》中,他特别提醒读者说,重新描述这一段历史,这是他在写作过程中才意识到的新问题,“失去了这一环节,朱熹暮年为什么会遭党禁之厄便无从索解,而所谓庆元党禁也就变成一幕无意识的历史?#24535;?#20102;。从南宋李心传的《道命录》、樵川樵叟的《庆元党禁》到清代全祖望的《庆元党禁》都不够解答这一无头公案?#20445;?#19978;篇,12页)。这确实是事实。

  

二、对理学史传?#25215;?#36848;的颠覆


   我很难判断这一叙述路向与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学抽象继?#23567;?#36947;?#22330;?#30340;好恶有多大关系,也很难判断这与他?#26434;?#21382;史学方法的?#27425;?#26377;多少关联,但是,我从书中不厌其烦的再三批评中,看出他?#26434;?#21746;学史将历史人物悬置在政治和文化之外,?#26434;?#26032;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的确是相?#36744;?#28385;,难怪这一有意立异的诠释路向受到刘述先的批评,说他“虽然有充分的理由建构一政治文化外王的脉络,但不能以此取代哲学或思想观念内圣的脉络,否则便是由一个偏向转移到另一个偏向,一样失去了均衡”。

  

   确实,余英时说了“颠倒乾坤”的话。上篇《绪说》的最后一节中说,“已往关于宋代理学的性质有两个流传最广的论点,第一,在‘道统大叙事’中,论者假定理学家的主要旨趣在‘上接?#20303;?#23391;不传之学’。在这一预设之下,论者往往持孔孟的‘本义’来断定理学各派之间的分歧。第二,现代哲学史家则假定理学家所讨论的,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或宇宙论的问题,根据这个预设,哲学史家运用种?#27835;?#26041;哲学的系统来阐释理学的不同流派。这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见,但却具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将理学从宋代的历史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但他觉得,“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20445;?#19978;篇,251页)这一段话在好几个评论者那里都不约而同地被引用并加以评判,这?#24471;?#36825;一席话相当刺激神经。不止于此,下篇《绪说》又一次重申,“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观点研究宋代理学的人往往不涉及理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理学内部的理论构造方面。……这一研究方式在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内本属主流的地位,其正当性是不必置疑的。但以此方法施之于理学的研究,却造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即理学与理学家与当时实际政治的关系,仅在若有若无之间。……传统儒家认定理学家所讲求的是万古不变的‘内圣之学’,现代哲学史家也断定理学所处理的主要是不在时空之内的种?#20013;?#32780;上学的问题。?#28909;?#22914;此,理学家之说自有其内在理路可循,他们与政治的牵涉无论深浅如何,都不致对理学的建构和演进发生任?#38382;?#36136;的影响。所以,在一般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论著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理学家的政治活动?#20445;?4页)。

  

这里,余英时虽然肯定过去传?#25215;?#36848;方式的“正当性?#20445;?#20294;显然这一种“委婉客?#20303;保?#21482;是为下面严厉的批评“预先抱?#28014;保?#25152;以转语虽然隐晦和委婉,背后的涵意却相当严厉,一个“但”字之下,从根本上瓦解和否定了通常“理学史”或“哲学史”的做法。第一,余氏把常识世界中?#26434;?#29702;学和理学家的误解,归咎于这一思路和方法,认为这导致人们忽略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都在空?#24863;?#32780;上的义理,而对政治并不干预;第二,余英时把传统的“道?#22330;?#3582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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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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