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党建经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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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在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社会“一穷二白”的大国成了执政党。全国范围执政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一方面,党要紧密围绕执政这个新的重大课题,提升自身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公权在握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党的肌体,使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执政党和公权力的这种交互作用,是贯穿于执政后党的建设理论和?#23548;?#20043;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党建研究的众多角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视角。沿着这条主线,本文就执政七十年党的建设的理论与?#23548;?#35848;几点认识。

  

   执政党建设的逻辑与基础

  

   由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而成为执掌政权、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这是这七十年党的建设的基本背景。对这一基本背景,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譬如,可以着重放到?#25191;?#21270;进程中去考察;可以从保持党的先进性角度来强调;也可以从维系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角度去认识;还可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把握;等?#21462;?#36825;些不同解读,各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都能促使我们深化对党的建设的认识和思考。不过,从党掌握公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党和公权力的交互作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总体不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23548;?#19978;我们党取得权力的方式具有特殊性,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23548;?#30456;结?#31995;?#29420;特道路,它使我们不容易从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去展开思考。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尚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因而这一理论无法对如何执政作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回答,更无法对党和国家权力如何相互作用作出描述和?#27835;觥?#20294;是无论如何,这种状况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23548;?#20013;所占的分量是不相称的。对一个已经长期执政七十年的党来说,忽视和回避这个问题的理由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执政党和公权力的交互作用有其客观规律性,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过去我?#21069;?#36825;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似乎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只要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有足够的觉悟,就能解决。其实,这个重大的课题,既关乎认识和理念,也影响行为方式,最后更落脚到制度和体制。例如,权力对掌权者有腐蚀作用。因为公权力大于个人权利,利用公权力可以做仅利用个人权利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就使任?#25569;?#26435;的个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什么阶级出身的人,也无论其觉悟有多高,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不能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这种滥用。这一点,已经在人类政治史?#31995;?#21040;了充?#31181;?#26126;。要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运行失范,除了对掌权者个人保持?#32454;?#30340;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一是对公权力有足够的?#38469;?#21644;监督,二?#21069;?#36825;种?#38469;?#21644;监督定型化为制?#21462;?#36825;些年来,我们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445;?#34920;明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

   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是执政伊始就已经确立。相反,获得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间有曲折的探索,也有沉痛的经验和教训。大体说来,以改革为界,我们党执政经历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在前一阶段,计划经济作为基本体制,统御并主导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后一阶段,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配置方式。两个阶?#25105;?#25454;的理念、理论和逻辑起点都不相同,党的建设的理念、?#23548;?#21462;向和体制机制也因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

   毋?#22815;?#35328;,在改革前这一阶段,仿照苏联和苏共老大哥的榜样,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党执政的一大特点。人们普遍把这个时期叫做“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阶段。其实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并不能?#26082;?#22320;描述?#31508;?#20307;制的基本特征。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多元因素,而不是单元因素,塑造了我国体制的特?#34892;?#24577;。

   首先,我们党一开?#24049;?#26377;走出一条自己独特道路的雄心?#25345;荊?#20854;代表性理论即建国前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取得抗?#29031;?#20105;胜利后,我们党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35789;?#21518;来国共合作破裂,陷入内战,内战结束后,我们党也没有放弃这项探索。只是后来,?#33539;?#20102;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我们想尽快追上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头脑不冷静了,才开始?#27492;?#32852;模式塑造社会,塑造党自己。

   其次,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30772;?#25105;们不得不“一边倒”的局势下,我们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照搬照抄”的痕迹才越来?#33050;?#37325;起来。因为“一边倒”意味着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共是共产党的老大党。这个老大党又明确要求各国党?#27492;?#32852;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将此作为标准来判断各国社会主义的“成色”。在这种压力下,合适的拿来,不合适的也不得不接受,僵化的体制得以形成。

   再次,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形成的惯性,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我们党师从苏共,建党之初就遵守苏共的规范,但毕竟已经通过长期的“中国化”过程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与苏共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但确实又土生土长、根深蒂固。

   最后,当然还包括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客观上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经过民主、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包括国民党在内,都深受这?#25191;?#32479;文化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曾经有过尖锐批?#23567;?

   在上述多元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出现了两种状况:其一,从取向上讲,我们想摆脱苏联和苏共的影响,强调独立自主和?#26469;?#24615;;其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和选定计划经济使得党天然倾向于权力集中,因而实际上难以跳出苏联给定的模式。

   想摆脱而又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困?#24120;?#22312;后来的中苏冲突表现得最为典型。客观地看,斯大林逝世,资历较浅的赫鲁晓夫上台,为我?#21069;?#33073;苏联人的控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21069;?#33073;苏联模式的一次机遇。不幸的是,我?#21069;?#20998;道扬镳的切入点选在了“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上。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想通过反对斯大林来确立自己的权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站在反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立场上。我?#24378;?#21040;,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反作用力?#20445;?#36825;个“反作用力”把赫鲁晓夫变成了想突破斯大林模式(当然他没有成功)的人,而我们自己则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忠实?#27425;?#32773;。

   这种状况,给我们党的建设一个明确的塑形:它坚持计划经济为基石的苏式社会主义,并服务于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25345;?#22411;体制。这样的党的建设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第一,虽然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唯一的执政党,却对权力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完全接受了苏共关于权力不受?#38469;?#30340;一整套理念。列宁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38469;?#30340;政权。”毋庸说,列宁讲这句话有特定的背景,不可作简单化的理解,但确实在认识上对共产党掌握的权力“该不该?#38469;?#22914;何?#38469;?#20135;生了较大的误导作用。对权力应该受到?#38469;?#27809;有明确的态度,自然谈不上建立?#38469;?#26435;力的制?#21462;?#20110;是,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然习惯回到个人、思想上来解决。沿用的方式就是整风,驾轻就熟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直到“文革?#20445;?#21453;修防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跳出“运动治国”的思想藩篱。对权力的?#38469;?#19968;直处在?#31995;?#30340;制度化水平上。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等式坚信不疑。计划经济模式要求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导致党和权力混在一起,权力失去?#38469;?这时候的权力滥用表?#27835;?#29305;权)。在大包大揽的背景下,对于出现的问题,人们往往从“如何使权力更?#34892;А?#30340;角度寻找解决办法,寻求权力的加强、再加强,而很少相反,到“如何?#38469;?#26435;力”中去找答案。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已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结果我?#24378;?#21040;,党手中的权力集中了,但和民众的联系疏?#35835;耍?#20826;的威信下降了。在党的权力不?#31995;?#21040;加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诸如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特权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现象等?#2146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迎来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阶段的目标实际上非常明确,就是解决前述阶段出现的种?#27835;?#39064;,而且首先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弊端,兴利除弊。当然,同样非常明确的是,改革一开始就不像人们想象的只是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它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触及整个体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含其中。改革越是向纵深发展,越是如此。

   改革时代的特点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一样鲜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突出弊端是权力过度集中,统得过死。其他弊端也由此而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22815;?#24930;,社会缺乏生机,民众缺乏主人翁精神,原因在于利益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动力不足。改革从释放人们的利益追求开?#32908;?#21033;益的背后是权利。所以,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权利和公权力你退我进、彼此消长的过程。我?#24378;?#21040;,改革恰恰是从权力和计划控制最弱的边缘地带发端,?#26102;?#33719;得?#24403;?#23572;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26082;?#22320;称为“边缘革命”。从权力配置的角度讲,改革开放意味着开?#20960;?#21464;权力没有边界地包揽一切的状态,从不受?#38469;?#36880;步进入有边界、受?#38469;?#20174;无限退向有限的过程。

   这种状况,自然对于党的建设有新的要求,促使党的建设的理念发生变化。在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19981;?#20013;,开?#32908;?#22362;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提,“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并提,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邓小平的说法最为明确: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要坚持和加强,但必须改善和改进;只有不?#32454;?#21892;和改进,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加强。

   党的建设的变化自然绝不仅仅表现在理念上。改革的取舍往往与观念的转变、体制的转型交织在一起,既互相促进,又互相掣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与公权力的变革一样,党的建设自身的变革实际上也经历着若干不同阶段:先是在经济改革压力下被动退让、放松管制,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尔后是在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的前提下,为了?#35270;?#24066;场经济的发展进行主动探索;再后来,权力背后的利益浮出水面,在探索过程中利益越来?#35282;?#22320;影响着权衡选择,改革出现胶着、博弈状态;再后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下得?#35282;?#21270;。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情况:由于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权力彼此没有明确的界限,下放和让渡权力也通常与“加强还是削弱党的领导”的命题纠缠在一起,这往往使争辩动辄上升为政治问题,使得探索本身包含着越来越高的政治风险,事实?#29616;?#28176;变成了禁区。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个突出特征。

   沿着党建和公权力交互作用的主线,让我们从党政关系、党内民主、基层党建、腐败治理四个基本方面作一下更加具体、深入的考察。

  

   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是执政党建设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因为它关系到掌权的方式是否科学、?#34892;В?#26356;因为它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目标和行为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观点,这种观点来自列宁。列宁强调,党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党的领?#38469;?#24635;的领导,不能代替和包办政府的工作。“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单纯是受了苏共观点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认识来自党在局部执政时的经验。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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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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