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生:蚌病成珠: “人”——“生”与《管锥编》中的《史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4 次 更新时间:2019-05-13 23: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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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 (进入专栏)  

  

一、苦中求乐与撰文明“志”


   “蚌病成珠”由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谈东汉冯衍时首先提出:“敬通(冯衍字)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蚌病成珠”四字,要在“病”和“珠”上。蚌开壳进食,沙粒嵌入蚌体,蚌受刺激而“病?#20445;?#36825;被刘勰体悟为蚌受到伤害,用了生命的汁液一点一滴裹起它的“病?#20445;?#20110;是产出璀璨的珠。冯衍“坎壈”而出妙文,正如蚌病而生明珠。刘勰“无意间”揭示了一条文学创作的重要认识论。说刘勰“无意?#20445;?#22240;为他“语气不像司马迁(《报任安书》)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1]?#35789;?#35828;,刘勰尝未自觉认识到“蚌病成珠?#31508;?#19968;条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普遍轨则。中国传统文论中当然还有类似刘勰的认识。钱钟书先生曾引南朝的钟嵘、刘昼,唐代韩愈,?#26410;?#33487;轼,明代陈子龙等人的议论。但人因苦痛的刺激而作“文?#20445;?#20248;秀作品往往是穷愁困厄的产儿,明确全面阐述这一理论的是钱钟书。[2]钱引张煌言:“甚矣哉!‘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30149;?#30422;诗言志,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着,沉着则舒籁发声,动与天会。故曰:‘诗以穷而后工。’夫亦其境然?#30149;!?#21448;引陈兆仑:“‘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此语闻之熟矣,而莫识其所由然?#30149;?#30422;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25104;?#21035;矣。”钱先生解释其中的原因,他先拿了“欢愉”和“愁苦”来作心理学的比较:苦难,因“沉重”所以“沉淀?#20445;?#19981;像“快乐?#20445;?#20048;”者必“快”而非“慢?#20445;?#25152;以法语里的‘喜乐’ (bonheur )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20445;?#21482;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Si Iebonheur n'etait qu'une bonne heurel)”[3];钱又说:“‘心花怒放’……等等,都表达了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而忧的特征是凝聚、滞重。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4]欢愉的文字“发散、轻扬?#20445;?#38543;风而去留不住,此为“乐”而“快?#20445;?#30171;苦?#23567;?#24515;结?#20445;?#24551;心之文“沉重”故主“留?#20445;?#33021;够打动读者,紧随着作者同忧共悲,“凝聚、滞重”而“留”了下来。例如李长之先生,就根据自己体察太史公不幸受刑与《史记》之不朽,给出了一个精当的评点:“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36335;?#30001;之而?#30001;?#27987;烈的苦酒。那味道?#21050;?#21035;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30001;掀普邸?#24613;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5]李先生的话,印证了钱先生的结论:

   撰述每出于侘傺,抒情言志尤甚。”“轗轲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穷?#22771;?#39068;自慰,进而谓己之不遇正缘多才,词好词工乃愁基穷本。[6]

   用了“蚌病成珠”的原理我们回望钱钟书和他的《管锥编》。杨绛说:“《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20445;?#26159;‘文化大革命’的产物?#20445;弧?#26377;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31508;保?#19981;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24378;?#19981;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36873;!盵7]钱先生自己也承认:“《管锥编》就是一种‘私货’,它采用?#35828;?#38597;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20102;?#24335;语言’。”[8]钱先生开?#21916;?#20844;承认《管锥编》运笔“迂回隐晦?#20445;?#36825;话说于文革结束15年,我国政治生态已经大为改善的1993年,颇耐人寻味。恰巧黑格尔也曾经?#27835;觥兌了?#23507;言》,认为《寓言》是用“象征”来“表現人类行动和希求的范围中的某一普遍意义,某一伦理的教训,或某一?#27835;?#20154;处世的箴言”以“启示人”。《寓言》并非“凭空虚构?#20445;?#32780;是依着“忠实观察从情況中得來的?#20445;?#23427;“特別着眼到要使人可以从它对人类生活特別是?#23548;?#29983;活的关联,也就?#23884;?#34892;为方面的智慧与道德的关联中获得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教训。”[9]

   其实,《管锥编》采用“文笔隐晦的‘?#20102;?#24335;语言’?#20445;?#19982;钱钟书写作的特殊时代以及他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隐晦?#31508;恰?#35805;中有话?#20445;?#35328;外?#23567;?#24847;?#20445;弧耙了?#24335;语言”则涵着隐喻、暗讽的成分。[10]钱先生因遭际而作《管锥编》,亦如黑格尔所说,那是钱先生“在内心里意识到自己?#20445;?#24847;识到了自己“心中有什么在活动,有什么在动荡和起作用?#20445;?#20511;助“言古”而“节今?#20445;?#38065;先生评钱谦益语),用《管锥编》“刻下”钱先生“内心生活的烙印。”[11]

   新中国成立前,钱钟书夫妇原可以留在国外,他们却留在了大陆迎接解放。后来杨绛忆及往事:“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30149;!?#25105;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12]解放后所有的政治运动钱先生都经历了。早在“三反”运动中夫妇二人已体会到这是“触及灵魂的”对“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他们又“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35828;?#30340;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13]夫妇二人目睹“人不像人”的现实,感受到了政治的威力,所?#36234;?#24910;小心低调行事。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号召知识界“大鸣大放?#20445;?#38065;钟书到中南海?#38181;?#32838;听了毛主席的?#19981;埃?#19968;开始“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20445;?#24182;未想到这是“引蛇出洞”[14]。但“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虽然“四面八方不?#31995;?#24341;诱催促?#20445;?#38065;、杨夫妇却“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15]“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23884;浴?#25919;治’悚然畏惧。”[16]

   钱先生因畏惧政治而躲避政治,政治却缠住钱先生不放。一九五?#22235;甌本?#20154;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的《宋诗选注》,钱先生选注宋诗,书中原没?#23567;八实?#26174;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20445;?#38065;先生说得不错:“这个晦昧朦胧的?#21050;?#26412;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因体悟出了“某种处境”的特殊意味,所以《宋诗选注》才将“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隐蔽起来。但此书不久“正碰上国内批?#23567;?#30333;专道路’?#20445;?#23427;“被选中为样品,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研究’的代表作”[17]受到公开批?#26657;?#29702;由是“它没有鲜明地?#20174;車笔?#23398;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 [18]文革中钱钟书更是吃尽苦头。他被殴打,受侮辱,剃过 “十”?#20013;巍?#38452;阳头?#20445;易擰?#29275;鬼蛇神”招牌被批斗?#35859;?#31034;众,杨绛也一样。[19]1949年后钱先生经历的所有苦难,?#38469;?#20182;的“痛”和“病”。难能可贵的是,倚靠深厚的美学学养,钱先生能够跳出一己躯壳之“外?#20445;?#24102;一种“鉴赏”心态谛审他所遭遇的困厄。而这种习惯夫妇二人早早已经养成。如杨绛回忆抗战:“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22659;?#25226;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20]

   钱先生知道,人的“不寻常?#26412;?#22312;于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这个道理,认为这是“人类文化又进一步?#20445;弧?#21457;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人生虽不快乐,而?#38405;?#20048;观。”[21]钱先生的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25226;?#27668;”说中也可?#21705;?#21040;思想根源。?#30585;?#23376;·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至 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因有正义之“气”作根砥,便可以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36873;?#36825;种将躯壳与心灵两分对待的人生观,很像康德所说的“苦涩的愉快”和“甜蜜的痛苦?#20445;?

   “对象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对于它的享受却可能是令人不满意的。因?#21496;?#26377;苦涩的愉快这种表达方式。”“对象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它所引起的痛苦却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因此而有甜蜜的痛苦这样的表达方式。”[22]

   我?#24378;?#26472;绛谈夫妇俩文革中做?#35859;?#29992;的“招牌?#20445;?#23601;像夫妇倆在做游戏。他们?#23433;?#33609;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21483;危?#40657;底白字。我给默存?#39029;?#19968;块长方的小?#37202;?#33258;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23]面对困苦,钱先生夫妇豁达对待,人生态度中蕴含着深切的幽默?#23567;?#26472;绛又说:“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20445;?#25105;自岿然不动?#20445;?#20398;辱’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又何足?#21705;勰?#25105;呢?”[24]主体自觉置“身”于“?#21462;?#22806;,这样的洒脱,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有限领域与有限意图中的一切困苦、忿怒和旨趣都不是什么严肃的事”。康德也指出:“当一个主体在自身中感觉到?#34892;?#30340;?#20064;?#21516;时却能通过克服这?#20064;?#32780;把自己对这?#20064;?#30340;优越性感觉为自身?#21050;?#30340;变相?#31508;薄?#20415;产生了‘美’,而且这样的美是美的最高境界‘崇高’”。[25]

   人生“境界?#31508;?#20026;艺术创作之根砥。黑格尔就认为:

   事实上理性的艺术都不排斥严肃。但是就在这种严肃里,和悦还是基本的性格。这种情形不只是在无斗争的满足里可以看见,就连在主体本身有深刻的分裂,好象它的整个存在都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黑氏将“和悦的静穆和福气”以及“那种对自己的自足自乐情况的自欣赏”作为“理性的基本特征?#20445;?#35748;为它应当“摆在”美学的?#30333;?#39640;峰”。[26]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钱先生与黑格尔灵犀相通。钱先生很明白美学有一条原理:“抒情通乎造艺,而非?#25581;孕?#27844;为快有如西人所嘲‘灵魂之便溺’(seelisch auf die Toilette gehen)。”[27]这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就连在精神振奋中的热情也应受到节制,精神的产品必须从艺术的宁静气氛中生展出来,在心灵的神智清醒中塑造成形。”[28]所以钱先生表达心灵感受,下笔造文恰如其分,淡定从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20445;?#20854;“志于文也,则有申?#20174;?#28382;,故宜从容?#26159;椋?#20248;柔适会。?#20445;ā?#25991;心雕龙·养气》语)[29]《管锥编》?#26032;邸?#21490;记·司马相如列传》,专谈“忏悔”的难能可贵。据《史通·序传》,相如?#23567;?#33258;叙》,“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24076;?#20197;?#27934;?#31179;》所讳,?#27835;?#32654;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31508;?#21016;知?#36164;?#30456;如记“窃妻”为大瑕疵。钱先生却不这样认为,指出:“相如于已之‘窃妻’,纵未津律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 人愿意且主动忏悔并不容易。先生指出:“人生百为,?#34892;?#20043;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21019;?#26178;之无藉无赖,更隐?#21619;?#31471;;中冓之事,古代尤以为不可言之丑。相如却奋笔大书。”[30]以?#23435;?#20204;来读先生谈文革中的所见所闻及先生自己的“忏悔”。杨绛写完《干校六记》给钱先生看,钱先生用调侃的语气平和地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亿的话,?#31508;?#22312;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19988;?#35768;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36766;濉?#20551;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24597;?#34028;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23567;?#33899;芦案’?#20445;?#26368;?#36234;?#30340;,钱先生没有忘记补上一段他的自我?#35789;。?

“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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